乡土中国/名著阅读课程化丛书

作者:费孝通
编者:王本华//徐平
责编:韩涵

ISBN：9787107358265

单价：25.0

出版年月：2021-05-01 00:00:00.0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化教育

分类号： G912.82

语种：CHI

页数：11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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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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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作者基于自己田野调查的丰富积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分析，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现实也有诸多启示作用，不仅是社会学领域的必读书目，也是常读常新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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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概括和分析，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书中提出的不少观点，“大胆朴素”，在学术上富有开拓价值。对于社会学这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学科来说，作者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了该学科的本土化的探索，其中“差序格局”等概念的提出，更丰富了中国风格社会学理论的成果。《乡土中国》用语通俗、自然，深入浅出，把学术问题讲得透彻明了，出版后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和欢迎。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现实也有诸多启示作用，不仅是社会学领域的必读书目，也是常读常新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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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年度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代表作品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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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近名著费孝通（1910—2005）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但他首先是一位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影响极大的学者，其作品《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其中尤以《乡土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自 1948年首次出版以来，为几代读者打开了认识中国社会的大门。一、费孝通其人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今属苏州市）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绅士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吴江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曾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应张謇邀请任教于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为了纪念这段经历，费璞安特意为费孝通取名 “通”字。费璞安在辛亥革命中参与吴江光复事件，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创办吴江县第一所蒙养院（幼儿园），她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费孝通从14岁起就开始发表文章。早年的费孝通，受父母的乡土情结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以及那个时代救国强国社会氛围的影响，从学医救人改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1928年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 1929年担任校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热血沸腾地和同学一起闹学潮，事后校方开除了学潮骨干，费孝通也被勒令转学。他到同为教会大学的北平燕京大学，先旁听燕京大学各位名师的讲课，认为社会学能够医治整个社会的疾苦，1930年欣然选择进入燕大社会学专业学习。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名师聚集，其中对费孝通影响最大的是吴文藻教授。 1929年吴文藻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与夫人冰心女士一同入职燕大，对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及担任系主任期间，先系统地介绍社会学、人类学是什么，然后把欧洲大陆的学科思想以及美国、印度的社会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后，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并请帕克、布朗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课。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首先在中国倡导社会学的社区研究，而且不断组织师生开展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在当时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学科发展的前列。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吴文藻又热心地向清华大学推荐，征得导师史禄国的同意，使他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史禄国是俄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二十世纪_一十年代在清华任教。他为人清高孤僻，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在欧洲经历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类学大家，被看作欧洲大陆系学者。他给费孝通制订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要把他培养为掌握人类学各分支所有知识的通才。费孝通在清华的学习，从测量死人骨头开始，经过计算归类，先从体质人类学角度了解东亚的民族构成，这给了他类别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训练。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并被选派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要结束在清华的教学生涯，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并不放心，要求费孝通出国前应当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在吴文藻的推荐和史禄国的全力帮助下，费孝通和王同惠这对“能说能做”的夫妇，新婚不久就去山高路险的广西金秀大瑶山实地调查。10月 18日他们进人大瑶山，跋山涉水，走村过寨，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吴文藻称赞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吴文藻为费孝通、王同惠著《花篮瑶社会组织》所作导言）。然而，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大瑶山调查可以说是费孝通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开始；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费孝通误人虎阱，王同惠慌忙觅援不幸失足跌崖。王同惠的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巨大，他晚年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痛心疾首：“我们相识只有两年，结合只有108天，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得令人难以忍受。天作之合，天实分之。其可奈何？”（《青春作伴好还乡——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大瑶山调查一死一伤的结局，成了费孝通一辈子“打不醒的噩梦”，他立志“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为纪念亡妻出版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成为他的第一本著作。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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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 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 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土地与商业》改写成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理由，我不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代社会学的趋势。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孔德（Comte）在他《实证哲学》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不过近一百年，而孔德用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宾塞（Spencer）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划分。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依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实是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 …… 纯粹社会学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社会科学之上的，但是从社会行为作为对象，撇开功能立场，而从形式人手研究，又不免进人心理学的范围。这里又使我们回想到孔德在建立他的科学级层论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犹豫了。他不知道应当把心理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之下，还是之上。他这种犹豫是起于心理现象的两元性，其一是现在所谓生理心理学，其二是现在所谓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其实并不隶属于一个层次，而是两片夹着社会现象的面包。纯粹社会学可以说是以最上层的一片作对象的。总结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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