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托马斯·库恩
责编:田炜
译者:张卜天
ISBN：9787301330661
单价：79.0
出版年月：2022-07-01 00:00:00.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科学技术
分类号： N02
语种：CHI
页数：29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评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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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 伊恩·哈金
序言
第一章 导言：历史的角色
第二章 常规科学之路
第三章 常规科学的本质
第四章 常规科学作为解谜题
第五章 范式的优先性
第六章 反常与科学发现的出现
第七章 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出现
第八章 对危机的反应
第九章 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
第十章 革命作为世界观的改变
第十一章 革命无形
第十二章 革命的解决
第十三章 通过革命而进步
后记——1969
索引
译后记
内容简介这部被视为科学史分水岭的名著，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掀起了世界性的阅读热潮，至今不衰。其影响不限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宗教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公众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首倡的“范式转换”，如今已成为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概念。 本书初版于1962年，本版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为庆祝该书问世五十周年而作，增加了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lan Hacking）教授所写的导读。青年翻译家张卜天教授精心翻译了新的中译本。
作者简介张卜天，1979年生，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精通科学史与哲学史翻译。研究方向为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思想史。著有《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机械论的起源、演变及其问题研究”课题获得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主编和翻译“科学源流译丛”，主要译有《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等近五十部著作。其译文优美流畅，广受读者好评。
前言本书*是大约15年前构想 的一项计划的第一份完整出 版的报告。那时我还是读理 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即将完 成我的博士论文。我有幸参 与了一项实验性的大学课程 ，为非理科生介绍物理学， 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 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 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 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 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 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 那些观念部分来自我以 前所受的科学训练，部分来 自长期以来我对科学哲学的 业余兴趣。不知怎的，无论 这些观念在教学上有何用处 ，在抽象层面似乎有多么合 理，它们都与历史研究所呈 现的科学事业完全不符。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对 许多科学讨论都十分基本， 因此它们的失真似乎值得彻 底研究。结果，我的职业生 涯发生了剧变，从物理学转 向了科学史，然后又从相对 直接的历史问题逐渐转回到 最初把我引向历史的更为哲 学的问题。除几篇论文外， 本书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以这 些早期兴趣为主导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试图向 自己和朋友们解释我当初是 如何从科学转向科学史的。 哈佛大学学者会 （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提供的 三年“青年研究员”（Junior Fellow）奖学金，使我第一 次有机会深入探讨本书的某 些观点。如果没有那段自由 的时光，转到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将会困难得多，甚至可 能失败。在那些年里，我把 部分时间花在了科学史上。 特别是，我继续研究了亚历 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的著作，并且初次 接触到埃米尔·梅耶松 （Emile Meyerson）、埃莱 娜·梅斯热（Helene Metzger）和安内莉泽·迈尔 （Anneliese Maier）的著作 。[1]他们比大多数其他现 代学者更清楚地表明，在一 个科学思想准则与今天流行 的准则大不相同的时期，科 学思考是什么样子。虽然我 对他们某些特定的历史诠释 逐渐产生了质疑，但他们的 著作连同拉夫乔伊 （A.O.Lovejoy）的《存在 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对于形成我的科 学思想史观所起的作用仅次 于原始资料。 然而那些年，我大部分 时间都在探索其他领域，这 些领域与科学史并无明显关 联，但研究它们所揭示的问 题却类似于科学史让我注意 到的问题。一个偶然看到的 脚注使我注意到了让·皮亚 杰（Jean Piaget）的实验， 通过这些实验，皮亚杰阐明 了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各种世 界，以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 个世界的转变过程。[2]一 位同事让我去读知觉心理学 的论文，特别是格式塔心理 学家的著作；另一位同事向 我介绍了沃尔夫 （B.L.Whorf）关于语言影 响世界观的各种推测；蒯因 （W.V.O.Quine）则使我理 解了分析-综合区分这个哲 学难题。[3]这种自由的探 索正是哈佛大学学者会所允 许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探索 ，我才会碰上卢德维科·弗 莱克（Ludwik Fleck）那部 几乎不为人知的论著——《 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 》（Entstehung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Basel，1935）， 它预见到了我本人的许多思 想。弗莱克的工作连同另一 位年轻学者弗朗西斯·萨顿 （Francis X.Sutton）的评 论使我认识到，那些思想也 许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 学中才能确立。虽然接下来 我很少会引用这些著作和交 谈，但它们对我的帮助超出 了我现在所能重构或评价的 程度。 ……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 姆斯·柯南特最早引领我进 入科学史，从而使我对科学 进展本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自那以后，他一直慷慨地 提供自己的思想、批评和时 间，包括阅读我的初稿，以 及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柯 南特博士开设的那门历史取 向课程，莱纳德·纳什 （Leonard K.Nash）和我一 起讲授了5年。在我的想法 刚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里，他 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 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阶段 ，我非常怀念他。不过幸好 ，我离开坎布里奇之后，纳 什所扮演的知音等角色被我 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 维尔所接替。卡维尔是一位 主要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哲 学家。他所得出的结论居然 与我的结论非常一致，这一 直激励和鼓舞着我。此外， 只有同他交流时，我才能用 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 法。这种交流方式证明他非 常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在我 准备初稿时，能够指引我突 破或绕过一些主要障碍。 初稿完成后，还有许多 朋友帮我作了润色。如果这 里只列出贡献最深远、最具 决定性的四个人，我想其他 朋友会原谅我的。他们是伯 克利的保罗·费耶阿本德、 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 内格尔（Ernest Nagel）、 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皮埃尔 ·诺伊斯（H.Pierre Noyes） ，以及我的学生约翰·海尔 布伦（John L.Heilbron）。 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海 尔布伦常常协助我工作。我 发现，他们所有的保留意见 和建议都极有帮助，但我没 有理由相信，他们或上面提 到的其他人会完全赞同最后 的定稿。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 妻子和孩子们，这当然是一 种完全不同的感谢。我可能 最后一个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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