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作者:罗志田
ISBN：9787108061782
单价：45.0
出版年月：2019-11-01 00:00:00.0
出版社：三联书店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学艺术
分类号： I267.1
语种：CHI
页数：35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读者对象：本书适用于随笔爱好者
评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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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二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国器章太炎．
越是时代的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三
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疾病与历史：非常威尔逊
四
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
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五
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陈寅恪的“古为今用”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2008年11月13日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
六
凭直觉成大学问：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介绍梁漱溟的《朝话》
七
要言不烦：缪彦威先生论表述
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通儒吴天墀先生
目光四射的史学大家——吴天墀先生学述
把意境深远的话说得风韵疏淡——忆张芝联先生
北大历史系的地震
八
追随余师英时读书的日子
罗荣渠先生的“学贯中西”取向
眼光前瞻的学术带头人——怀念隗瀛涛老师
一位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纪念朱维铮先生
九
朋友不在朝朝暮暮——《东风与西方》修订版序
雾里看花：书与人的故事
与哲学的缘分
七七级：无须复制的一代
导语本书为史家罗志田先生的随笔集，集中关注近代读书人的学术与思想世界。 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这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
内容简介从根本言，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作者简介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作有《道大无外》《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二十余种，在《读书》《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万象》《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文化与学术评论百余篇，为《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撰写小评论百余篇。
前言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 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 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 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 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 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 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 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 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 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 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 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 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 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 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 、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 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 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 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 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 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 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 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沉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 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是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 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 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 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 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 无不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 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 经历和体验之中。 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 ，然后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体的人被“物 化”。黑格尔曾区分哲学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点是“人 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后 者中，个人正是凭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为 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哲学史讲演录》）。窃以为他所 说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广到非哲学的一般历史研究，我们确 实需要更多注意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毕竟人是活的，个 人之所以为个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也有 性格。群体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体现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 提倡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我们记人 也不能徒载空言，须“直叙其事”，否则便“善恶混然不 可明”（李翱《百官行状奏》）。唯不能须臾忘记的是所 有行事的主体——人。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安 排，大概就有防止离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实际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个人，读其书也未必有多 深入的了解。陈寅恪曾慨叹，王国维的著述“流布于世，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 ”。读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处之时间地域，而与立言者 “神理相接”，以想见其人其世，则所称道之学，或亦不 免隔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先生关于“是非之论”当然有特指，却也提出一个 有更广泛意义的史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立言 者的著述来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说之人既有主动的书不 尽言、言不尽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语还休，还有许多有意 无意间的言而不书；同时大部分言说都存在于对话之中， 受到立言对象和周遭观听的影响。张东荪在讨论青年何以 “烦闷”时注意到，“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 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 屡闻之”（《青年之悲观》）。 …… 最后一组可以说是附录，盖已到我这一辈人，甚至包 括一点与自己相关的事。个人本碌碌无为，书中所记那些 小事也算不上风雨中的鸡鸣，唯差可衬映出世事的风雨本 身——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经历都不那么平顺，说是栉风沐 雨或也不为过。我自己还能读大学，要算非常幸运的了， 却也三十岁才大学毕业，四十岁才拿博士学位，和现在的 年轻人就不可同日而语啦。 过去人常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学问本是自己的事，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公事”了。孔 夫子在春秋时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 语·宪问》）的时风很为不满，说明那时出现了一个与前 不同的倾向——以前的个人是自足的，“学为人”的目标 就是“为己”；后来则一个人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因素来证 明自己，逐渐形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态势。不幸这样的 趋势不受改朝换代和意识形态转换的影响，日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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