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精)

副标题：回首与重访

作者:李礼

ISBN：9787203108269

单价：58.0

出版年月：2019-05-01 00:00:00.0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化教育

分类号： K250.7

语种：CHI

页数：3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读者对象：本书适用于中国近代史相关研究人员

丛书：汉唐阳光晚清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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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唐才常之死是否关乎张之洞的帝王梦？年少伤逝、内心柔软的谭嗣同，是否早已洞悉荒凉无常的死生命运？为何恩科状元张謇最终走上实业之路，而落魄秀才王韬开辟了中国近代报业？百余年前的求变者们在后世得到了怎样的纪念与继承？余世存作序，朱学勤、吴思、许知远联合推荐。本书围绕历史人物的个人生平而非宏大事件，以地理现场为注脚，结合历史情境与其故里后人的当代境况，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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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梦想、幻灭、阴谋和流血。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身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转折之处，在中西对峙中醒悟又彷徨。他们不愿苟同，不安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本书为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畬、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作者游走于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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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含编著）《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民国前传》《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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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余世存本书部分篇什此前曾在一些书刊中拜读，印象很深。李礼先生史家渊源，加之参与主持文史书刊，学问、眼界与实务经验通融，为一般人求而不得。《求变者》因此极为可观，它是历史，亦是现实；它是学问，亦是才思；它是常识，更是问题。《求变者》浓墨重彩写了徐继畲、张之洞、王韬、谭嗣同、严复、张謇、晏阳初、沈家本、梁启超、林觉民等十来个历史人物，另外一批近代史人物串连其中，通篇读来，也让我们重温了中国近代史。本书跟史学著作不同，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笔，它是史家之笔。它不是专业论述，不是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现实之上的 “历史游记”。历史脉络、历史人物及其情境、历史人物家乡的当代情境，构成了丰富的言路思路景观，我个人饶有兴味地跟着作者巡游近代和当代。在我的阅读感受里，《求变者》比作家的抒情或史家的专著更让我想起了传统中国那些“怀古”名篇。“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一怀古可用于徐继畲身上。“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这一怀古可用在张之洞身上。“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一怀古可用于梁启超身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怀古可以移用到谭嗣同、严复、梁启超身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一怀古大概可以移用到张謇身上。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可以移用来感慨林觉民们…… 作者的怀古不同于古人，《求变者》有太多可圈点的段落，但那些言思已经不同于古典时代心智头脑们的言思。古典时代具有的文化自信在张之洞的“体用说”里已经变得犹疑甚至退却。怀古是古典时代的责任，但在当代的氛围里已极为稀罕了，用作者的话，“今天，互联网和手机时代的人们像缅怀逝者一样回忆新闻纸，不觉恍如隔世。一切正在逝去，历史如疾驰而过的列车，快得让人来不及纪念。” 但正是这样变化剧烈的情境，让我们再三考量作者选择的书名：求变者。与此前近代史写作多缅怀不同，本书把当代众生相也纳入了历史考察的视野。书中固然有先贤孤独、雄健豪强的笔墨，有子孙不肖、子孙庸陋的细节；固然有历史剧变而惊心动魄、现世安稳而岁月静好的情境，但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结果，我们是历史人物选择的结果，无论如何安稳或静好，我们仍在近代历史大的命题之下，作者暗示了这一命题，变易。我们当代人仍是“求变” 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确实有诸多误解、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启蒙与救亡”，比如“体用论”“本位论”，比如“毕其功于一役”……事过境迁，我们才知道，国民从未毕其功，我们一直在同一役里；我们才知道，本位或殖民、体或用，其实是“将无同”；我们才知道，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启蒙，它和此前此后的革命一样都只是面对外来挑战而应急的表现。李礼先生的《求变者》提出了问题，接近了历史大变革的实质。那就是，近代史的众多人物，从徐继畲以下，到张之洞、梁启超、林觉民们，都只是囿于时势的应变者、求变者，而非对华夏古典文艺的“再发现”者，也非以华夏观念为工具对世界进行总体性的说明。因此，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曾在近代中国发生。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蒙，都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因此，对自信、静好或安稳念兹在兹者，如把本位意识立足于当代，这种看法完全没能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具有超越性。因此，并不仅仅是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们昧于历史，他们处于求变的时代，处于“流质善变”的时代，尽管殚精竭虑，仍只是历史转折期不自觉的工具；昧于历史的还有当代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我们，如提供过历史范式的知识人或思想家们，而这个历史转型本应该是全体国民更不用说是知识人的“常识”。但是就连孙中山也幻想过“毕其功于一役”，就连张謇也给袁世凯诉说过幻想，“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从古典状态走出，至今少有人勾勒出它的未来可能。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似乎从未想过，从自身文化变革的西方也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沉淀积累，如法国要经过多次共和革命，直到第五共和才算相对安定；那么，在很少从自家家底中汲取资源的中国转型，岂能一次变革就能“开辟”或“开悟”。那些置身于当时情境，如洋务运动、康梁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如果个中人不能理解当是时在历史中的位置，个中人的思考就属于无知者的思考，只具有提供材料的意义。甚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说法基本把中国文化的经验放在孔子的天花板下面了，但即使在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仍有春秋战国的经验。那个时代仍有几百年、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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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 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人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改革者，有时被称为革命家，有时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就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而与之相反的其他多数人，状态是什么呢？我常会想起德国人李希霍芬1869年中国旅行日记里写下的那段话： “所有人没有从事新营生以便改善生活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只知道在祖先划定的路上前进，半寸都不敢偏离。每个人只是想挣口饭吃，任何前进的热情和冒险都没有。但是所谓的静止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民族才在他们祖先曾经占过先机的那条路上不断地倒退着”。这一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之作，也非游记，大概算是一种带有旅行视角的历史随笔。围绕的是个人而非历史事件，他们是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间把自身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或转折之处，虽然有的人名气震天，有的人遮蔽于历史尘埃。 19世纪中叶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在中国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或能给出各种信誓旦旦的解释，不过历史规律这种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就本书而言，显然更无意也无力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算以自己的眼光向芜杂的往事投去好奇的一瞥。本书对人物的描写远非传记意义上的，我的兴趣可能仅为他们的几段人生切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背后的历史波澜，因此细节和“故事”非常有限，常常显得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好在迈开脚步的走读，或能以勤补拙，稍加弥补。那些故居、墓地和纸牍结合，虽然并不总能带来巨大的新信息，却常常让历史别开生面。当然，前尘往事为后人布下了陷阱和想象空间，古今皆然。所谓眼见为实，经常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文献里的字句尤其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加入一些现场或物理内容作为注脚，历史情境将变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麦考利说，一个完善的史家“应当使真实性具有吸引力”（《论历史》）。某种意义上，现场和实物确实能让“真实”散发新的魅力。我对地理的兴趣虽然由来已久，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很多年前在《禹贡》发刊词里写的，“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不到地理现场，不少史事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它颇似一扇小门或旁门，推开它后人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现场 ”面前褪去神话色彩。何况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理” 对中国意义非凡，它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众多得风气之先的19世纪中国人，求变的思路正是始于对 “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明白古老的中国和遥不可及的“极西”“泰西”一样，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她正面临被迎面而来的新世界击溃的危险。从外部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急迫、中西对峙中的醒悟与彷徨，没有什么比这种“历史感”更贴合那一两代中国精英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徐继畲和张之洞作为本书的开篇。与逝去的世界、人物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也让人疑窦重重。选择哪些人“对话”，本身就充满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历史自身究竟有无规律，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史学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9世纪以前它的答案是 “有”，而现在却很难回答，因为“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都曾改变历史的面貌”。虽说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如今却少有人拥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得到一个圆满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可能正因如此，罗素才说“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历史作为一种艺术》）。你可以不同意茨威格“历史如同小说”的判断，但历史的奥秘恐怕不是布罗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文采所能解决的，人们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不过别忘记昆德拉那句，“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对于思想史研究者、爱好者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可能更加真实，观念以及通过它给杂乱无章的事实赋予意义和方向感也更加诱人。正是这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观念”或思想的一再变化，默默而深刻地影响、塑造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它是美妙的还是糟糕的。本书中来到历史舞台的各位，早已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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