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作者:(英)亚当·克卢洛
译者:朱新屋//董丽琼
ISBN:9787521701302
单价:68.0
出版年月:2019-07-01 00:00:00.0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社会科学
分类号: F755.619
语种:CHI
页数:33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读者对象:本书适用于经济史研究者
丛书:全球史译丛
评分: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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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导言 驯服荷兰人
大分流
公司与将军
文明化和社会化
第一部分 外交
第一章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欧洲大使在亚洲
荷兰的问题
发现日本
第一位荷兰大使
荷兰执政的回应
第二章 巴达维亚总督
作为外交首府的巴达维亚
派往日本的新使节
大使的到来
江户迷局
拒绝与责备
第三章 幕府将军的忠实奴仆
言语与修辞
江户参府
从言到行
“帝国的鲜花,国家的护卫”
第二部分 暴力
第四章 暴力之海
海上通行证
法律与暴力
葡萄牙人在日本
扩张与升级
1621年法令
第五章 权力和申诉
长崎的中国商人团体
忠实正派的人们
郑氏的威胁
布鲁克林号事件
克拉维斯克号事件
法律之海
第三部分 主权
第六章 把国旗插到亚洲去
殖民地大员
限制与抵制
保卫主权
日本中心主义的文明秩序
来自中国台湾的使团
冲突升级
第七章 放弃长官
罪行与惩罚
安汶事件
放弃长官
营救长官
礼物
结论 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
致谢
档案史料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本书属于历史类图书。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全球史作品,它梳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相遇的全部历史过程,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09-1665年的海上劫掠活动,探究了二者从1624年开始至17世纪30年代的主权争端。作者以流畅的文笔、翔实的史料,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之间的关系图景,对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是一部优秀的世界史研究佳作。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涉足亚洲市场,期望能在日本德川幕府的秩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然而荷兰人屡屡受挫,在日本毫无话语权。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地位,荷兰人动用外交、武力、经济等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在与德川幕府的一次次交锋中,荷兰人反复定位自己,他们到底是侵略成性的海盗,还是只想分一杯羹的商人?是“荷兰国王”的合法代理人,还是幕府的忠诚附庸?是顽固的殖民者,还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荷兰人不断在进退的边缘试探。在17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世界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究竟如何跨越迥然相异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圈,维持与亚洲政府的外交、商业、政治关系?又是如何建造自己的海外商业帝国的?本书仔细审视了近代早期荷兰人与日本德川幕府的缠斗,重新定义了“欧洲崛起”。
董丽琼,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项,参与编选《清代民国温州地区契约文书辑选》、校注《鹤泉集》等著作,在《历史教学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有机会为《公司与将军》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在日本 的经验,以及二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遇。荷兰东印度公 司虽然在日本获得了持久的商业据点,但是在德川幕府秩 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的尝试却屡屡受挫。本书的三个部分 ,依次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前往江户、在日本 群岛周边海域发动海上战役、欲将中国台湾占为己有等问 题。此外,本书还将以上问题与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亚 洲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 关于理解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地位的问题,前人 已有卓越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包 乐史(Leonard Blusse)、加藤荣一(Kato Eiichi)、永 积洋子(Nagazumi Yoko)、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 (Sanjay Subrahmanyam)、杰克·威尔斯(Jack Wills) 等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初接触到这些研究,并由此确 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新一代杰出的年轻学者 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研究,包括欧阳泰(Tonio Andrade)、 松方冬子(Matsukata Fuyuko)、玛莎·柴克林(Martha Chaiklin)、古拉姆·纳德里(Ghulam Nadri)、郑维中( Cheng Wei-chung)、杭行(Xing Hang)等学者。包乐史在 这一领域占有独特地位,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正出自他门下 。尽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总结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 研究的最新动向,但是撰写这篇序言确实给了我难得的机 会,来介绍《公司与将军》出版前后涌现的新成果,这些 成果对我思考亚洲的荷兰商业帝国问题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成果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而是 一个网站和在线数据库。它使得运用技术改变历史书写这 一渴望已久却很难实现的目标成为现实。本书中很大篇幅 聚焦于外交活动,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努力在东亚外 交秩序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 地位的转变,即从最开始临时虚构一位君主,到后来将公 司塑造成德川幕府将军的忠实属臣。在我完成本书初稿之 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研 究著作喷薄而出。这些著作对于包乐史撰写新外交史的强 烈呼吁,无疑是一种回应。尽管有关外交活动的研究突飞 猛进,但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新近发展,是出现了具有开 创性的在线平台Sejarah Nusantara(https:// seiarah-nusantara.anri.go.id)。这是印度尼西亚国家 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k of Indonesia)和科斯基金会(the Corts Foundation)合作 的产物。这一强大的网络在线资源,使得收藏在印度尼西 亚国家档案馆中的资源,包括《巴达维亚决议》(the Batavia Resolutions)在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实现了对 外开放;这也使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学者和研 究生们对有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可能。 在资料丰富的Sejarah Nusantara网络平台中有一个 板块是《外交函件(1625-1812)》(Diplomatic Letters,1625-1812),这些外交函件清楚地呈现出荷兰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外交活动的规模。该网站收集和整理了 在将近两个世纪内与巴达维亚往来的大量外交函件。在浏 览该平台界面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些外交信函的数量 之多。若用于写作,《外交函件》中可检索到的信函总数 达8568件。此外,通过一个支持检索的目录,该网站还展 现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通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政 权模式,如从微型的海港政权到庞大的领土国家。尽管我 试图在本书中阐明某一段时期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某 个地区的外交活动,但是《外交函件》展现的却是整体外 交活动,以及它是如何在荷兰帝国和以巴达维亚城堡为中 心辐射出来的庞大外交网络的全部范围中发挥作用的。学 者们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学位论文已经引用该资料,而且我 毫不怀疑它在未来的研究著作中仍会被大量引用,所以它 的潜在影响并非夸大之词。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研究 领域的发展,需要大力感谢外交函件整理项目的所有参与 机构,以及为这些资料的分类、复制和分析工作做出贡献 的每一个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18世纪末已经解体,但是几个 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在巴达维亚 建立了帝国总部,而且在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 (Banda)等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 响力如此显而易见,所以本书主要将焦点集中在东南亚地 区也就不难理解。但是近些年来,在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 基础上,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饶 有活力且令人振奋的子领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过去 十年间,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更广泛的中国海洋世界之 间互动往来的研究大量出现。大约在我完成初稿的同时, 另外三位学者也在撰写书稿,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们 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角色的理解。 欧阳泰是当今这一学术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巨大的 学者之
记得三年前译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第四 册)以后,曾暗下决心:在修炼好内功(语言能力、知识水 平、翻译经验等)之前,不再轻易参加翻译工作。不料这像 极了胡适当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发愿,不到三年的时 间,我又接手了《公司与将军》的翻译。倒不是真的已修 炼好内功,而是本书所讨论的议题涉及早期近代时期的东 南亚、日本和中国,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时段和内 容上较为接近。因此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多多少少算是有 些前期积累。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连带着对学问和翻译 的敬畏,让我们可以用相当严谨细致的态度,甚至从容冷 静的心态完成本书的翻译。 本书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七章。其中导言、第一到 第四章由我负责,第五到第七章和结论由董丽琼负责。最 初翻译本书时,丽琼尚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 学。考虑到接下来各自的研究计划,我在邮件中提出这种 分工方案。丽琼一向勤勉诚恳,加上我们以前也曾合作无 间,她对我提出的方案毫无异议,并很快发来部分试译稿 。在合作翻译中,信任和宽容能带来最大的力量,激发彼 此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望,鞭策彼此对准确和古雅的渴求, 这为本书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虽然彼此各有分 工,但实际工作往往相互交叠;虽然我承担了更大部分的 翻译,但丽琼承担的任务绝不轻松。就在回国后的第一个 月,我们就在厦门面对面校对过初稿,留下的许多难点和 疑点催促我们继续分头查找资料,并在三个月后在福州再 次进行面对面校对……因此最后呈现在这里的译稿已远非 初稿模样。 交代本书的翻译过程,绝非要表明我们对译稿的满意 ——只有真正从事过翻译才能真切体会译者时而吹毛求疵 ,时而焦躁不安,当然也时而沾沾自喜的心情。本书作者 亚当·克卢洛先后毕业于南非夸祖鲁一纳塔尔大学和日本 新潟大学,后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 作者在本书中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高超的语言能力,行 走在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夹缝中,游刃于日语和荷兰语的语 言沟壑里,甚至不时进入汉语的文化领域中,其间所运用 到的相当生僻的地方性和专门性知识,往往超乎译者的识 见能力。查找这些资料(专有名词)的过程,耗费了超过梳 理译稿本身的时间。虽然我们已经保证了绝大部分专有名 词的翻译,但仍有若干游离在我们的翻译能力之外。本着 谦逊和敬畏,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查证,我们已在译文 中尽量保留了原文。 翻译始终是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进行,所幸我和丽琼 作为译者,虽然学识和性格各有所长(实也各有所短)而恰 能互补,特别是她的细心和耐心,保证了我们能有始有终 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即使正值撰写博士论文的关键时期, 丽琼对承担这份翻译也毫无怨言,这让我感激也让我感动 !在翻译本书时,我们曾得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老师和 刘永华老师的关心鼓励,也曾得到陈永福老师的帮助,同 时我们还曾求助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石路遥、 纽约市立大学白根晴治(Seiji Shirane)、东莞理工学院 唐逸轩(Tiago Burgess)等师友,在此谨致谢忱!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正如瞿秋白所言,翻译的一个重 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这 大约与今人所谓翻译对中文的要求高于对英文的要求同一 道理。因此我们也知道:不论如何修炼内功,不论如何细 致谨慎,我们的中文和英文水平终究有限,书中错误在所 难免。所有错误概由译者负责,恳请读者见谅,也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 朱新屋 2017年3月21日于福州五凤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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